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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日期,发展到以产品和资本双纽带联结世界

文章作者:必威-五金工具 上传时间: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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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党的十九大对金融改革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明确了顶层设计。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确保国家金融安全。

记 者:确实,抓住了基础建设就牵住了金融系统健康运行的“牛鼻子”,前不久发生的流动性紧张问题也再一次说明了,金融系统的安全事关经济发展,事关社会稳定,绝不能掉以轻心。

胡晓炼表示,实体经济是金融活动的基础,金融机构是承载货币作用的平台,没有高效、有竞争力的金融服务,人民币很难在国际市场上走深走远。但当前我国金融业大而不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软肋。

  不断完善金融商务区规划,优化环境,加快金融商务区公共交通、水电气和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流的硬件环境。探索创新金融商务区管理方式,对金融商务区采取社区化、信息化管理,为进驻的金融机构提供舒适便捷的综合服务。

铝道网】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对在管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靠管理本身的力量已不能解决。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我国金融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管理”与“治理”,虽然仅一字之差,开启的却是金融业发展的新时代,一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的新天地。金融业治理一定会遇到管理时期没有出现过的各种问题,但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必将登上更新和更高的平台,这也是球靠前大货币体的不二选择。 从“管理”走向“治理”,我国金融业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挑战与机遇。 到2013年末,我国金融总资产达到151.4万亿,成为全球靠前大货币体,随着金融主体多元的发育,已形成商业银行以及保险、证券、基金、信托、租赁公司等共同发展、多层次竞争格局。但面对新的形势与变化,原有“管理”思维下的模式、路径、手段和措施等,越来越显露出捉襟见肘、足不适履甚至削足适履的窘态。具体讲,金融业存在的“市场集中度高、客户趋同性强和产品同质化”三大顽疾所导致的扭曲市场关系并窒息市场活力、放大经营风险并侵蚀金融生态、弱化经营功能并滋生无序竞争等现象,正处于“管不了、管不好和管不住”的状况。 对金融监管部门来说,由于管理目标的相对单一性、管理对象的相对分离性和管理手段的相对滞后性,以及管理制度的“挤出”效应,虽然能引导和约束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但难以解决其背后所形成的诸如“失衡”、“失序”等趋势性、结构性问题。对金融机构来讲,在“利润导向考核、资产规模冲动和短期业绩考评”的管理思想支配下,采取放大管理套利效应,形成的不同阶段、业务和客户对象的商业模式和行动路径,虽然具有解决金融机构几乎全部短期问题与矛盾的潜质,但缺少解决长期问题的特质。内生动力极其不足。 比如,按照巴塞尔协议3的规定,本来资本是能约束资产过度扩张的,但由于相关制度对“资本”定义的宽性和资本实际补充的变通,金融机构比较容易挣脱“杠杆率”的束缚,取得政策性“扩张空间”。另外,由于我国没有对金融机构市场业务总量份额的限制,缺少关于特定对象和业务分散的制度性安排,无论银行、保险,还是证券、基金,其业务量前五位的对象,总市场份额一般会超过50%。市场集中度矛盾日益尖锐;再如,在“急功近利”的管理预期驱使下,金融机构以复制或嫁接业务产品为主导手段的格局,使得表内业务产品少有动力,而对表外业务产品过度热衷,遂之走向了变异形态的另一种产品同质化之路。 当前,不管是委托定向投资业务,还是传统的委托贷款业务,还有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的各类资产管理业务,不断推出的所谓新产品和新业务,不过是与监管部门赛跑、抢政策时间“窗口期”的同业业务“翻墙”之作而已。还有,近年来,监管部门提出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平台和房地产贷款的控制要求,结果债务总额反而越来越多,还催生了信托、租赁公司等“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客户趋同性问题变得更复杂。 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对这种在管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问题,靠管理本身的力量已不能解决。 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进程、新阶段的必然选择。“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开启的却是金融业发展的新纪元,一片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的新天地。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需要处理好金融生态和大社会经济生态的关系。 金融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体现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上,这是金融业系统治理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和标准。这意味着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在增强透明度的同时,增多市场参与的主体对象;意味着调整政府性资源体与特定金融机构独享公共资源品的合作格局,在增多市场竞争公平要素的同时,减少甚至消除垄断经营的土壤;意味着协调货币、资本、期货等市场的关系,打破因为制度、体制性红利形成的利益壁垒,以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为主要内容,压缩政策、体制等套利空间,修正扭曲的市场价格关系。从短期看,这些可能会给金融业的发展和经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从长期看,则是金融业治理的应有之义。 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需要始终扭住“源头”不放松。这个“源头”就是金融机构每个单体。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受巴塞尔协议为标志,金融业单体的内部治理逐步起步并完善,形成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的基本架构。但应当指出,这一架构本质上体现的是“管理”而非“治理”。 大部分情形下,由于目标的趋同,加上工作内容和手段的交织,三者的角色和职能定位不仅模糊而且还互换和互补,而互为制约的作用却十分有限。这种因为内生性约束动力的变异或缺失,必然使得诸如市场集中度、客户趋同性、产品同质化等影响金融业发展的方向性或敏感性问题越积越重,越积越危险。更可怕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时候,这些问题还成了金融机构单体生存的手段和内容。就是说,可能“致命”的问题反倒成了特定时期的生存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启金融业治理新时代,是我国金融业的一次自我革命,需要摈弃“恋小利、弃大势”的思维惯性和行为路径,在强化“制衡”中优化决策机制,把握发展主流,通过“制衡”求得“平衡”。 金融业从“管理”向“治理”的跨越,更需要坚持和弘扬法制精神,依法治理处理好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与各类客户的关系。 监管部门应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下,协调好不同对象、不同层面、不同业务的统一市场行为,保持监管的效力和活力,平衡市场的压力和弹性。同时,把监管的长、中、短期思想、原则和内容,与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各项目标有机融合;金融机构则应以守法经营的思维底线展开业务合作,丰富业务创新,把创新的效果标准定位在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高低上。此外,还需从法制的高度,规范金融机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层各自的行为尺度、活动边界,真正做到依法约束而不是道德或纪律约束;各类客户在强化契约精神的基础上,增强与金融机构合作过程、内容和方式的选择性,并以依规合法为重要标准,倒逼健康金融治理生态的形成。 金融业治理需要走的路还很长,也一定会遇到管理时期没有出现过的各种问题。而在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必将登上更新更高的平台,这也是全球靠前大货币体的不二选择。

科学防控风险,处理好治标和治本的辩证关系,要把握4个基本原则:一是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避免金融脱实向虚和自我循环滋生、放大和扩散风险。二是优化结构,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体系,夯实防控风险的微观基础。三是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将金融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冲击降至最低。四是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各种干预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尚福林:确实,经济转型对金融监管提出的要求是双重的。一方面需要金融业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有效配置资源和协同推进改革,另一方面需要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健高效运行。

梳理过去 20 年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变化,胡晓炼指出,我国正在实施扩大进口政策,世界贸易格局正在调整,中期来看货物贸易趋向更加平衡是大概率前景;而服务贸易的平衡则受到众多因素制约,短中期看,逆差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因此,决定国际收支资金走向的基础出现变化,基于经常项目大额顺差带来的外汇资金持续流入积累或将有所改变。在资本和金融项目方面,持续并不断扩大的逆差在在 2008 年达到 4394 亿美元的高点后连续大幅度改善,2014 年逆差收窄至 1692 亿美元,到 2018 年底则实现超过 1111 亿美元的顺差。这一转变,最显著的因素是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实施。

  对广州产权交易所进行改制重组。整合相关资源,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增强产权交易所市场服务功能,使之从单纯以广州市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为主营业务,向没有所有制区别和地域限制的企业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综合产权市场功能转变,成为立足广州、辐射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

三是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发挥党管人才优势。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就可以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建设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在转型期,调结构的迫切性凸显。当前我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技术创新薄弱,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和创新驱动,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第四,要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开放提升金融机构全球竞争力。今年,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放开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强调内外资一致原则,这意味着内外资金融机构未来竞争将更加充分,这就要求中资金融机构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和产品创新,努力提升金融服务来提高竞争力。当然,金融开放不仅仅是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还要在金融环境优化、金融法治建设等方面更加开放,提高可预期性,使得外资金融机构愿意进入并且深耕中国市场、扩大经营;同时,金融开放是双向开放,我国金融机构也要更多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国际环境下做大做强。

  到2010年,全市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达到7%和14%左右。驻穗外资金融机构资产占全国外资金融机构资产的比重达到15%以上。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降至5%以下,客户逃废债率控制在1%以下。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了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地位显著提升。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参与我国金融业,促进了金融市场竞争,提升了国内金融机构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工农中建四大银行都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银行业较低的不良资产率、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一是加强分类监管,探索设立民营金融机构,形成多层次、差异化、广覆盖的银行机构体系。银监会始终督促银行业培育自身核心竞争力,实现差异化发展。下一步,需要重点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定位、科学布局,通过加强分类监管,健全牌照管理制度,形成结构合理、层次丰富、覆盖广泛的银行机构体系。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入股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并通过相关制度安排防范道德风险。继续推动非银行金融机构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更好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优势。

第五,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要以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为目标,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和产品体系,构建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要大力发展健康、高效的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实现资本市场与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金融业主动脉足够强大,需要注意毛细血管的通畅,中小银行要走出与大银行同质化竞争的发展道路,结合自身优势,开展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形成适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

  二、面临挑战

一是按照党中央决策落实各项工作部署。树立全局观念,相互配合支持,坚决贯彻落实金融领域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改革开放战略及规划,精心组织实施金融监管改革、金融机构改革、金融市场改革和防控金融风险的各项措施。

经济转型期的金融监管——专访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要提高金融业竞争力,胡晓炼建议从以下六大方面入手:

  国内中心城市金融业竞相发展的态势既给广州带来向上的动力,也带来资源分散、竞争加剧的压力。近年来,国内不少中心城市提出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纷纷出台支持金融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广州如不加快发展,将可能在新一轮的金融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会弱化广州中心城市的功能。

二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统筹协调。中央监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建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全面建立功能监管和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综合监管。统筹政策力度和节奏,防止叠加共振。中央和地方金融管理要统筹协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一盘棋,监管无死角。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统一监管指导,制定统一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监管规则,对地方金融监管有效监督,纠偏问责。地方负责地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处置,维护属地金融稳定,不得干预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严格监管持牌机构和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活动要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源头管控,坚持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一手抓金融机构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违法违规套利,一手抓非法集资、乱办交易场所等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金融活动。稳妥有序推进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监管权力和责任要统筹协调。建立层层负责的业务监督和履职问责制度。

在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势在必行。科学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新的动力。目前,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金融机构自身要强身健体,加强公司治理能力,提高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我国的金融机构要抛弃规模驱动的发展模式,从做大为先转为做强为首,把拼规模求速度,转变为重质量、求精细,找准定位,深耕细作。要完善公司治理,大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职责清晰,监督制衡。激励约束机制科学,风险管控体系有效,服务高效精准。

  (四)积极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

三是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利用监管空白或缺陷“打擦边球”,套利行为严重。理财业务多层嵌套,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责权利扭曲。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快速发展,部分实业企业热衷投资金融业,通过内幕交易、关联交易等赚快钱。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交易场所乱批滥设,极易诱发跨区域群体性事件。少数金融“大鳄”与握有审批权监管权的“内鬼”合谋,火中取栗,实施利益输送,个别监管干部被监管对象俘获,金融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尚不到位。

最后,更前瞻地防范金融体系风险。防范风险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使命所在。当前,宏观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多,经济增速放缓,银行业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上升。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落后产能等行业和企业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和影子银行等重点领域风险辐射面广,风险防控任务仍然艰巨。与此同时,随着金融业务不断演变,金融创新日趋多样,表外业务等高速增长,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涌现,金融风险的范围、性质和分布不断发展变化,复杂性和关联性提高。这些都要求监管部门密切跟踪监测风险,科学合理把握监管边界,更新监管理念和工具,积极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率是资金的价格,是金融市场中最基础的要素价格,利率市场化是发挥金融机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唯有减少对价格的变相管制、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才能让利率成为真实反应资金供求、体现差异、覆盖风险的价格信号;只有价格信号真实、灵敏,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实施金融创新战略,构建完善的金融创新体系。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加大对广州金融业发展的支持力度,赋予广州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试点权。争取广州成为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地区。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研究力量和广州教育产业优势,探索建立金融发展研究机构,使广州成为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创新的研发基地。

一是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贷过快发展等加杠杆行为直接相关。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推动泡沫在多个市场积聚。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政策外溢效应等也使我国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等外部冲击风险。

三是促进银行业健全内控到位、运行高效的经营管理体系。银监会将督促银行深化内部管理改革,加快战略和业务转型,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做实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客观反映信贷资产质量,充足计提拨备,及时识别并化解风险。同时,引导银行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管理,继续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规范管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化解风险隐患。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土地储备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款和经营性物业贷款风险管理。进一步规范理财业务,严格风险管控,防止理财资金“脱实向虚”。

当前全球化遇挫、单边主义兴起、贸易增长势头受抑,人民币国际化如何发展?

  进一步强化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十一五”期间,以CEPA实施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契机,以增强聚集和辐射能力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基础,打造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竞争力强、带动力大的金融支柱产业,建设机构密集、市场完善、创新活跃、科技先进、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到2010年,初步形成带动全省、辐射华南、联通港澳、面向东南亚、与国际接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三是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以竞争促进优化与繁荣。从更高层面认识对外开放的意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不断推动有关政策改革,更好实现“三驾马车”的对外开放:一是贸易投资的对外开放。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既要积极有为,扎实推进,又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三是减少外汇管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便利对外经济活动,稳妥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在维护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促进金融市场规制与国际标准进一步接轨和提高。

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渐入中高速发展。经济转型对加强金融监管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怎样才能筑牢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尚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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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深化改革,鼓励创新。

二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优化社会融资结构。积极有序发展股权融资,稳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拓展多层次、多元化、互补型股权融资渠道,改革股票发行制度,减少市场价格干预,从根上消除利益输送和腐败滋生土壤。加强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机制。用好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利器,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多元化投资主体,切实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统一监管标准,更好满足不同企业的发债融资需求。深化市场互联互通,完善金融基础设施。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引导期货市场健康发展。

四是强化监管有效性建设,完善稳健审慎、协作良好的监管体系。银监会将围绕简化金融结构、防范风险传染、控制杠杆倍数等,强化监管措施。完善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有机结合的监管政策框架,提升单体机构和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应对能力,改进监管工具方法,加强行为纠偏和违规处罚,提高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权威性。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统一把握监管尺度,努力解决跨行业监管交叉、空白和重复问题,防止监管套利,降低金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规范金融服务收费行为,加大信息透明度建设,增强市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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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期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金融系统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建设“金融强省”的战略部署,以改革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了广州金融业的较快发展,金融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优化,区域金融安全进一步巩固,金融的经济核心作用进一步突出。2005年全市金融保险业增加值达到189.5亿元,比2000年增长了32.55%,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撑带动作用明显提高,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强化。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尚福林: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整体进入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在这一阶段,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有机联动至关重要。

7 月 6 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9 国际货币论坛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在演讲中表示,在贸易投资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在市场主体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防范金融风险的各项工作更加紧迫的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走得更快一些。

  加强与国际、国内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政策优惠和优质服务,加快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金融业聚集力和影响力。

准确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判断风险隐患是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总体看,我国金融形势是好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金融领域尚处在风险易发高发期,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风险点多面广,呈现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传染性、危害性特点,结构失衡问题突出,违法违规乱象丛生,潜在风险和隐患正在积累,脆弱性明显上升,既要防止“黑天鹅”事件发生,也要防止“灰犀牛”风险发生。

二是引导银行业贴近市场,发展有效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银行服务体系。国务院不久前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我们将引导银行业牢牢把握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积极发挥信贷杠杆作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督促银行业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按照中央“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发展消费金融助推消费升级,逐步扩大消费金融公司的试点城市范围,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特点创新产品。根据小微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特点,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

第三,营造开放包容的监管环境,鼓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保证金融发展有规可依、依章办理。这就需要在监管制度上,不断推进金融监管政策的标准统一,消除监管政策中的灰色地带;监管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坚持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行为监管相配合,要注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反洗钱等危害国家安全的金融犯罪行为严加监管,对金融机构自身存在的一般性合规问题通过加强金融机构自身公司治理和风险防控能力加以防范。开放包容的监管有利于激发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鼓励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

  十、加强金融监督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结构优化。金融体系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着力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积极稳妥鼓励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系统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进并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11年的76.7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156万亿元,直接融资比例从15.9%提高到23.8%。当前存贷汇、债券交易等传统业务合规稳健,与改革开放初期金融业存在的账外经营、挪用客户资金、乱集资等混乱局面已不可同日而语,金融业已发展到了更高层次的市场准入,以及更广泛参与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阶段。

尚福林:我们认为,金融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打牢基础对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至为关键,特别是“五大体系”建设是重中之重。

第一,要健全法治环境,建立完善公开透明、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法律规则体系。金融业的规则完整清晰、公开透明,金融机构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自主依规经营,良好的竞争环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金融机构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力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我们正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国金融法律规则要与国际上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规则相接轨,如果我们的金融规则与国际规则不一样,我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国门在国际上经营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就会在起步阶段处于劣势。

  鼓励外资银行拓展业务规模。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银行进驻广州。在2006年我国金融全面开放后,支持外资银行大力开展人民币业务。加强广州中外资银行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尚福林:6月份发生的流动性紧张问题是多种因素叠加引发的。一方面是新增外汇占款下降、节假日现金备付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补缴等外部因素,造成银行流动性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市场对流动性紧张的预期不断增强,即使有富余头寸的机构在对外融出资金时也更为谨慎,从而加剧了市场资金紧张状况。特别是随着银行业务日趋复杂,流动性风险的复杂性、隐蔽性增强,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还需要根据业务模式和风险状况的变化进一步提高。

"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正在从商品输出入大国走向商品输出入和资本输出入的大国;从接纳国际产业链转移到在继续保持较完善产业链体系的同时,主动通过对外投资进行全球产能优化布局;从以产品为纽带联结世界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到以产品和资本双纽带联结世界经济、融入全球化发展。人民币走出去的基础更加坚实。" 胡晓炼称。

  加强规划,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在金融商务区聚集发展,建设一流的金融商务区,打造广州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优质品牌。

改革开放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性。一是基本金融制度逐步健全。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制度立足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探索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防控系统性风险冲击的能力增强。股市、债市、衍生品和各类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等“四梁八柱”都已搭建完成,市场容量位列世界前茅。

记 者:要完成这样的历史担当,需要金融监管部门既要大胆创新又要科学审慎,特别是要精于管理,夯实基础建设。

  (一)政府引导,政策扶持。

坚持底线思维,完善金融管理制度。一是加强和改进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关联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更好地将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次,更科学地引导金融机构发展转型。金融业的运营效率会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的资金配置。近10年来我国银行业机构实现了从资不抵债到经营良好的历史性转变,公司治理机制不断健全,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显著提升。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金融竞争日益激烈,银行业主要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面临挑战,同质化经营局面亟待改变,拼规模、抢份额、冲时点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银行业面临结构性转型。为提高银行业竞争力和更合理地配置资金,金融监管部门需要科学引导银行找准定位,建立可持续的业务发展模式,加强内部管理能力建设,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发展转型。

  完善金融产业政策体系,鼓励金融机构进驻及金融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强金融法制环境建设,打击金融犯罪,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加快金融领域诚信文化建设,推动广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银政企合作,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加强金融安全区建设,促进区域内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管理和加强风险控制,探索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在今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判断、重要决策和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历程,解决影响和制约金融业发展的难题必须深化改革。”“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应对系统性风险,主题是防范,关键是主动。改革开放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历史经验和未来抉择。

再次,更深入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顺利完成,民营资本在金融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断扩大。要建立更加高效稳健的金融体系,需要金融业继续通过改革谋发展,并在发展中促改革。目前各项金融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化,同时存款保险制度、风险处置和银行退出机制等也在酝酿中。这些改革将深刻影响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模式和风险特征。这就要求金融监管部门一方面积极推动和支持金融业改革,另一方面密切关注改革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促进改革顺利实施。

  不断发展中长期信贷市场。加大对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重点项目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业务,支持城乡居民扩大消费。推动中小及民营企业信贷服务创新,提高中小及民营企业新增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

二是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近年来,不良贷款有所上升,侵蚀银行业资本金和风险抵御能力。债券市场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增加,债券发行量有所下降。信用风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甚至海外对我国金融体系健康性的信心。

记 者:进入转型期后,社会经济活动更趋复杂,这在凸显现代金融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增加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这意味着金融监管的任务更重,要求更高。

  支持保险机构大力发展健康医疗保险,探索建立定点医院制度。支持保险机构拓展标准化企业年金业务。积极有序地推行责任保险,将其纳入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使保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防控金融风险要立足于标本兼治、主动攻防和积极应对兼备

记 者:国内外实践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经济在持续了多年的高增长后,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一转型呈现了许多新特征,使我们同时面临着稳增长、调结构与促改革的任务。

文  号:穗府办[2006]33号

周小川

这次流动性紧张再次提醒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银行的经营管理都应当遵从审慎原则,不能把风险管理建立在过度乐观的预期基础上。很多人可能会注意到,1995年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以“效益性、流动性、安全性”为经营原则;2003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将“三性”顺序调整为“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把安全性放在了首位。不论是1995年,还是2003年的《商业银行法》,都把流动性放在了中间位置,足见流动性的重要性。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性和流动性始终是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生命线。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六年九月三十日

一、主动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靠加快金融改革开放

可以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相辅相成。稳增长可为发展转型创造空间和条件,调结构可为增长注入后劲,促改革则为可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注入新的动力。

  以建设广州金融安全区为目标,加强省、市、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驻粤机构、各级司法部门的合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交流制度,完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组织协调机制,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探索制定金融安全突发事件的防范处置预案。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驻粤机构通过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政府部门积极协调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司法部门加大保护金融债权和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的力度;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内控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法律教育,增强自律意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管部门监管、政府协调配合、法律保障、金融机构内控、从业人员自律、社会监督”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确保金融和经济安全。

二是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同金融企业法人治理必须一体化,必须贯彻到公司治理全过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审议通过了《二十国集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司治理原则》,我们有条件推进改革与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在转型期,经济增长将适度趋缓。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既拥有增长动力,也面临下行压力。从内部看,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降低。从外部看,世界进入增速减缓期,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新兴市场国家竞争优势逐渐增强,全球贸易摩擦加大,国际市场需求相对萎缩。这些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我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四)金融商务区建设工程。

科学分析金融风险的成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透过现象看本质,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必然后果”。具体而言,当前的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和逆周期调控能力、金融企业治理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不足,以及监管体制机制缺陷的镜像反映。

要实现这样的要求,首先要更有效地引导金融业支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近年,银行业在稳增长、调结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部分金融深度指标达到了较高水平。与此同时,金融业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还需大幅提高,资金供给和企业需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缺口。扩大内需、城乡协调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等,要求金融业积极创新,提高服务质量。金融监管部门要一如既往地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分类指导、有扶有控,引导金融业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合理进行资产配置,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开发农村保险市场,加快发展农业保险。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把农业保险纳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探索组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对参加保险的农户实行保费补贴。支持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发“三农”保险业务,鼓励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代理“三农”保险业务。运用财政等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

二是治理和开放的机制缺陷引致风险的易发多发性。在公司治理上,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仍未完全理顺,资本对风险的覆盖作用未充分体现,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仍不健全,股东越位、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现象较普遍,发展战略、风险文化和激励机制扭曲。在开放程度上,部分行业保护主义仍较流行,金融监管规制较国际通行标准相对落后,金融机构竞争力不足,风险定价能力弱,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平抑羊群效应、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境内外市场不对接,内外价差也造成套戥机会,一些机构倾向跨境投机而非扎实经营。

五是促进形成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以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重点,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逐步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要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要引导银行业将理财业务规范为债权类直接融资业务,充分利用技术、网点和人员优势,探索理财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新产品、新模式。支持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信贷存量。推进和探索发行小微企业、“三农”金融债,积极促进债券市场发展。

  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于2004年初提出建设金融强省的发展战略,明确广州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提出把广州建设成为带动全省、辐射华南、面向东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省“十一五”金融发展规划明确了广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具体内容和发展目标。金融强省战略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广州金融业进一步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开放。一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和实体经济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要着力加强和改进金融调控,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为抓手,加强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协调配合,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形成调控合力。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源。金融业要专注主业,注重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金融机构防范风险主体责任。既要塑造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健康,也要促进公司治理、内控体系、复杂金融产品交易清算的健康。要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金融机构股东资质管理,防止利益输送、内部交易、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等行为。建立健全金融控股公司规制和监管,严格限制和规范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改革,切实承担起风险管理、遏制大案要案滋生的主体责任。

  二、金融组织体系不断壮大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党中央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经济“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金融系统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实力不断上升,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提高,多层次金融市场逐步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金融体系防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党的十九大要求,“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根本要求,是金融发展一般规律与我国金融改革实践探索相结合的科学部署,是指导金融改革发展稳定的行动指南,是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三)广州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

一是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体制问题引致风险的系统性。在宏观调控上,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受到干扰。在风险酝酿期,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的积极性很高,客观上希望放松“银根”,金融活动总体偏活跃,货币和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偏快容易使市场主体产生错误预期,滋生资产泡沫。当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金融机构和市场承受力接近临界点,各方又呼吁增加货币供应以救助。宏观调控很难有纠偏的时间窗口。在监管体制机制上,在新业态新机构新产品快速发展,金融风险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跨境传递更为频繁的形势下,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更加突出。监管定位不准,偏重行业发展,忽视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方式,导致同类金融业务监管规则不一致,助长监管套利行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少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真空。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

  (二)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要坚定贯彻党的十九大部署,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遵循金融发展规律,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着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区域性金融教育科研中心。发挥金融监管部门的研究力量和广州教育产业优势,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制定奖励及优惠政策,鼓励开展金融研究和创新,支持金融机构建立博士后工作站,探索设立广州金融研究机构,把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地区的金融教育科研中心。

  强化“八个中心”,建设“四大体系”。努力把广州建成区域性银团贷款中心、区域性票据业务中心、区域性资金结算中心、区域性外汇交易中心、区域性资本市场业务中心、区域性保险业务中心、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区域性金融教育科研中心;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多元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完善的金融产业政策体系和综合的金融监管协调服务体系。

  推动穗港澳金融机构开展全面合作,鼓励广州地区企业到香港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带动香港中介服务业到广州拓展业务。利用广州的地缘优势,发挥辐射作用,促进资金、人才、信息在泛珠三角区域内自由有序流动。

  推动金融管理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管理模式,探索综合经营。争取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及驻粤机构的支持,探索区域金融监管机制的创新,在金融机构入驻、金融企业改革、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大力支持广州金融业的发展。

  ——区域性票据业务中心。适应银行贷款票据化的新趋势,鼓励发展票据融资业务,不断丰富票据市场产品种类,完善票据市场参与主体,使广州成为华南地区的票据业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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